Inheritance

快乐蓉儿 · 1.1/10

人的生命可能能达到三种层次：第一层，他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；第二层，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意思、有趣；第三层，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意义。

Yang L · 2.2/10

上篇。 出延津记 河南延津的杨百顺，名字叫百顺，却是一百个不顺。父亲是卖豆腐的，生了三个儿子，杨百顺是老二，爹爹不疼，妈妈不爱。当年喊丧的罗长礼，是他在世界上最崇拜的人。但穷人家的孩子梦想是镜中花。他只能子承父业做豆腐。不甘心这个命运安排，他从做豆腐起，到杀猪，到染布，到信主破竹子，改名杨摩西，到沿街挑水，到去县政府种菜，到“嫁”给吴香香，跟吴香香姓，改名吴摩西，吴香香跟老高私奔，步步坎坷，处处无奈，顽强活着。但所有的坎坷加起来，都比不上继女巧玲被丢，巧玲是他长这么大唯一给过他温柔和爱的女儿，但他却被他在寻找不爱的老婆——巧玲的妈妈时弄丢了。吴摩西离开延津寻找老婆，不想丢了女儿，从此不能回延津，最后在异乡给自己取名罗长礼。 回延津记 牛爱国三十五岁时知道，自己遇到为难的事，世上有三个人指得上。一个是冯文修，一个是杜青海，一个是陈奎一。 牛爱国他妈叫曹青娥。牛爱国他妈本不该姓曹，应该姓姜；本也不该姓姜，应该姓吴；本也不该姓吴，应该姓杨。曹青娥五岁那年，被人从河南卖到山西。六十年过去，曹青娥还记得她爹叫吴摩西，她娘叫吴香香。没错，曹青娥就是巧玲。离开延津时五岁，对延津的模样并不记得，但对那时的爹吴摩西记得清楚。她刚被卖到曹家的时候，老曹的老婆不准她想延津和吴摩西，一想就打；但世上的事情，越是有人不让想，心里越想；延津一片模糊，想也白想，只剩下一个吴摩西。曹青娥到了十几岁，夜里做梦，还跟吴摩西在一起。五岁时是吴摩西把巧玲丢了，曹青娥做起梦来，往往是她把爹丢了；五岁时有人把她卖了，到了梦里，是她把爹卖了。 曹青娥去世以后，儿子牛爱国无意中发现了一封信，是河南延津一个叫姜素荣的人写的。信中说，吴摩西的孙子，最近来了延津，想见曹青娥，让曹青娥去延津一趟，他有话要说。信中还说，吴摩西当年逃到了陕西咸阳，已死了十多年；吴摩西生前不让人回延津，他死后十多年，他的孙子头一回回来。牛爱国因为自己生活得不如意，老婆庞丽娜第二次跟人跑了，他于是跟吴摩西一样，也出门假找老婆，到了河南滑县，去了延津，从延津又来到陕西咸阳，吴摩西（罗长礼）的儿子已经去世，他看到吴摩西留下的图纸，背面写着两排字。头一排是蝇头小楷：恶魔的私语；第二排是钢笔字：不杀人，我就放火。离开时，吴摩西的儿媳妇送他一句话：“日子是过以后，不是过从前。我要想不清楚这一点，也活不到今天。”这话跟他妈曹青娥生前说的一样。 生活好像就是这样，不断重复。对个体来说，人总是孤独无助的老去；对整体来说，个体那么无意义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每个人都想拥有并不断去追求，但世事难料，命运弄人，小人物多舛的一生，经不起推敲，处处漏风。“世上所有的事情都禁不起推敲，一推敲，每一件都藏着委屈。”“世上什么都能挑，日子不能挑”，普通人的人生，简单粗糙地过一生，也就一句话的人生，Inheritance。

九素一哥I品牌IP打造 · 1.1/10

通往解放之路——女性的过去与未来 女性的痛苦，虽然苦得细致入微，以至于女性主义作家、思想家，包括波伏娃能写出成千上万部作品，但我知道，女性的苦不止这些。之所以这么说，并不是出于一个男性对女性主义的讨好与献媚，而是因为任何男性即使读完了这所有的作品，他仍无法体会那种切肤之痛。反过来说也一样，其实任何女性也没办法真正了解男性的苦累。 男女都在各自的视野里感受世界、在各自的思维里构建世界。在多数历史时空中，人类思想都是由男性写就，直到《Inheritance》，女性第一次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，体察自我。这是《Inheritance》跨时代的意义所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在语言里，例如在翻译法语时，féminisme既可以被译为“女性主义”，又可以被译为“女权主义”，但如果把《Inheritance》理解为一本“女权主义”的书，其实是误解了波伏娃的初衷。“女权主义”的要义在于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独立、自由和权力，而“女性主义”更强调通过“女性视角”考察自身和世界的意义，由此认识公平正义。因此，我尊敬波伏娃，她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，一种新的方法论，一种新的形而上学。 事情的另一面是，“女性主义”与“女性中心主义”仅一步之遥。“女性中心主义”的危险在于，认为只有女性才会看到某些现象、经历某些事实、体察某些感受、形成某些心理特征、受制于某些文化、堕入某些困境，极端的“女性中心主义”甚至认为女性高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，女性的处境与她的高贵、与她的善不相符。当然，客观来说，多数男性也是“男性中心主义”的受害者，他们认为，男性独一无二，今日境遇来得理所当然。正因此，男女很容易相互误解，以至于产生对立。也许波伏娃的初衷并非如此，但《Inheritance》明显加强了这种对立。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她身处的时代，女性尚未觉醒，她必须用振聋发聩的语言激起女性从男权枷锁中挣脱的解放意识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70年来，无数原教旨主义者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把《Inheritance》理解为女性主义的圣经）静态理解《Inheritance》里的部分观点，甚至断章取义地把70年前的结论强加于不断变化的世界——虽然这种理解并非空穴来风，因为这个世界确实为两性制造着隔阂——但他们错误理解了“女性主义”的深刻含义，没有经过思考就制造男女对立。 我无意一条条地指出这些“原教旨”，这只会引来更多的“反击”——在男女处境的问题上，任何观点都必然招来反对——陷入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，最终一拍两散的尴尬境地。我想说的是，陷入这种男女对立，甚至认为男女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一种可悲的错误，因为照这种理解，男人与女人永远都不可能由对立走向统一，成为“类存在物”。 好在，有一些迹象仍让我们感到男人女人有一天能携手走向未来。 第一个证据来自于自然界——并不是只有人类才分出男女来。在大自然里，雌雄两性普遍相互扶持，为繁衍共同努力，并未计较各自得失——哪怕雄螳螂知道自己的使命是被雌螳螂吃掉，他也甘心为繁衍牺牲。我并不是要为雄螳螂赋予崇高意味，我只想说，动物界里，只要能让物种更好繁衍，雌雄并不为自己在两性中处于何种地位而斤斤计较。 第二个证据则是我们回顾历史时发现的。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物种都是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分演出来的，就像一颗大树的所有枝叶都能追溯同一个树干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，在进化的某个时期，人类塑造了自己独特的男女关系。回溯这种关系的发展，我们最关切的对象是人类最近的亲戚——大猩猩和黑猩猩。可惜，这两种猩猩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启发，因为他们一个施行多偶制（一个雄性占有多个雌性），一个实行乱交制（群体里的任意雄性与任意雌性交配）。而且，就算我们从他们的两性关系中观察到什么事实，那也并不能说明人类